语文教育发展漫谈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颁布了由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故该“章程”也被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使现代学校系统和教学制度有了制度的保证，为国文在新式学堂中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通常认为，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语文教育由此发端。至今，中国语文教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一百年，绝不算长；可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讲，一百年，其实并不算短。
回首百年，有许多为语文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值得我们感谢和铭记：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陶行知、蔡元培、钱基博、徐特立、陈望道、刘半农、夏丏尊、叶圣陶、黎锦熙、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吕敬先、段力佩……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批优秀学者、语文教育家和勤恳务实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不懈努力，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构建了理论，积累了经验，创造了业绩。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无数叫不出姓名的、一直默默在一线耕耘的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语文教育事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回首百年，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无需具道，相信了解中国语文教育历史的人都会知晓，百年语文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时代的制约，受学科发展自身的限制，受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倾向的影响，中国语文教育在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坎坷的，甚至曾走入灾难性的歧途。
回首百年，也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对此，贯穿于百年语文发展中的各种争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文白之争，课程目标之争，读经之争，大众语之争，汉语语法之争，语言、文学分科之争，文道之争，学科性质之争等等，有些争论甚至延续到现在，仍未有定论。更有趣味的是，在语文学科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其他学科不曾存在、可能也不会存在的问题，即语文教育是否应该回到古代。或许，古老私塾的继续存在、读经活动的蔚然兴起就是这种意识的现实反应。这些现象的出现并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和共鸣，除了证明语文教育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科以外，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在的语文教育是不尽如人意的。
而对语文教育的不满，作为社会群体意思的反应，显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发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直延续到现在仍有余波的、社会多方参与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这一次讨论给中国语文界带来的影响无异于一场大地震。其作用，从学理的意义上讲，更多的是体现在提出了问题，问题的核心是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从效果上说，它使许多一直沉睡其中的语文界人士纷纷觉醒——意识到语文教育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紧接着也产生了更大的困惑，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语文教育工作者反复问着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语文教育怎么了，今后的语文怎么教。有的学生竟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高考，我还会学习语文吗？的确，在面对高考这道铁门槛时，教师和学生都不得不忽略所有的问题，因为面对高考，他们的答案只有一个——一丝不苟地应试。
看来，语文教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境地。
具体地说，课程改革纲要出台了，课程标准有了，教师的课程意识有了吗？我们的课程理论研究能否跟上了改革的需求？在过去教语文就是教课本的惯性下，教师们能否区分课程内容、教材内容和教学内容三者的关系吗？新的课程理念有了，我们的教师理论素养和实践水平能否适应新的教学任务呢？在人们早已习惯于按中央课程编制的统一教材进行教学的情况下，能否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编制出适应不同地域、不同学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材呢？对于选修课教材、活动课教材、拓展型教材、研究型教材，我们的学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我们的教师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吗？每门学科都有其相应的知识体系，在否定了过去陈旧的语、修、逻、文之后，新的知识体系改如何建构？过去的语文教学强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如今我们引进了西方建构主义理论，课堂上强调教师、学生、课文作者等教学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而对“对话”的精神实质，我们是否真的把握了呢？在中国，语文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国外这一敏感的问题上，我们将如何根据国情来把握分寸？素质教育倡导了好些年，但应试教育之风不减反盛，语文评价的中心如何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移，如何从注重评价“量”，转化到注重评价“质”？时下，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少年写手（少年作家）的作品称霸各大城市的图书销售排行榜，而他们普遍的态度是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与语文课无关。对那些被少男少女们疯狂拥戴，而作家、学者们却往往报以不屑和漠视的畅销作品，中语界将如何评价？由此是否会给我们的写作教学带来反思？等等，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问题和争论代表着困惑，改革和创新预示着未来，毕竟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语文教育更不能在众人疑惑的漩涡中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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